藝術與生態環境研究
2008-01-20
藝術與生態環境研究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
一、 前言
翻開十五年前的閱讀，已泛黃的波依斯傳，當時的大一新生，懵懵懂懂的從約瑟夫．波依斯 (Joseph Beuys)認識了前衛的行動藝術，這本書讓大學以前對藝術學的認知完全崩解，同時也開啟了對前衛藝術領域的關注。從西方藝術歷史的脈絡下來，一次大戰後破壞的達達、商業掛帥的普普、觀念、地景、到什麼都是的後現代。期間也看到解嚴後的台灣當代藝術也跟隨著西方的腳步，將藝術觀念用本土的方式呈現，讓破壞後的藝術形式百花齊放。
波依斯提出的「社會雕塑」，不在於物件的形式與組合，而在觀念的創造與形塑。「反藝術」是對菁英主義的反思，以隨性偶發直接的方式，拼貼對社會政治的批判和對理想藝術的實踐。波依斯始終認為，創造力並不是藝術家的專利，藝術並不只是藝術家的作品，而是一切人的生命力、創造力、想像力的產物，在此意義上，波依斯宣稱「人人都是藝術家」（宋國誠，2006）。
而波依斯後期將社會雕塑的觀念延伸，1981年運用在「世界綠化」的生態行動藝術創作上，把7000棵樹種在卡塞爾，1987年波依斯的兒子種下第七千棵樹，卡塞爾因此擁有年輕會長大的雕塑，也是世上最大的生態雕塑（Heiner Stachelhaus，1991）。《7000棵橡樹》不只是一項美化城市的環保計畫，它更是寄望於推動一種「人類生存空間」的美化與改造，在此意義上，《7000棵橡樹》具有世界人類學高度上的審美倫理，具有以藝術來拯救和重建世界的崇高意義。從藝術的手段介入，波依斯要喚醒世界，維護生態環境的必要性。
生態運動的推行，使地球環境議題愈來愈受到重視。有毒物質的隨意拋棄、森林砍伐、空氣和水的污染，環境問題持續增加，動、植物的絕種，大量的環境危機在全世界已引發嚴重的關切。特別是，人們開始明瞭地球的土地已不再是一個可隨意佔有和開採的物品，環境是會反撲的。1998年台北市〈土地倫理〉環境裝置展，說明土地與經濟關係的倫理與規範。然而，積極保育式的發展似乎也還無法成為全球性的生活方式。
生態問題與經濟、文化、社會、政治是有極深的關聯，因它的發生和進步中的社會，所謂工業化與資本主義有絕對的影響。大家都知道，生態問題的增加，人類必然會因環境不平衡而需改變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代的生態藝術家和藝術教育家也積極透過本土或全球的主張與教育，參與提出問題，找尋解決辦法。
台北明日博物館在2007年8月的晴耕雨讀－行為地景藝術展，由藝術家林銓居歷經一年的策劃執行，企業忠泰建設機構提供了土地，在尚未被開發利用之前，交由藝術家林銓居來植下一方封藏土地與人民之間記憶的稻田。在寸土寸金的大直美麗華商圈內，有一方稻田在環繞的高樓及建築工事間，靜靜涵養著稻禾、蛙鳴與飛鳥。
這讓我連結到1982年夏天Agnes在紐約曼哈頓的「麥田」，一片金黃色麥田就在曼哈頓冰冷的鋼筋水泥叢林之間。她在世貿大樓附近填土種植了麥田，主要是希望喚起人們再思考環境的問題，藝術家收成了一千磅 的穀子。麥草則餵給紐約市警騎的馬廄，一部份穀子隨著「終止飢餓世界」活動而巡迴全世界展出。她相信，這個世界將會記得一個高貴的黃金田在曼哈頓出現過。
在台灣也延伸了全球對生態環境的關注議題，在全世界處理環境藝術的創作，是完全抵制在資本主義下的藝術消費體制。回到環境藝術的原點思考，透過對環境藝術這樣的議題點切入，本研究選擇一位英國環境藝術家－Andy Goldsworthy，做深入探討其創作理念及精神，進而對台灣當代的一些藝術活動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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